不需要看统计局的报表,只需要早高峰去北京西二旗或者深圳科兴科学园地铁站站一会,曾经被视为金科玉律的上班即签订合同、缴纳五险一金的全职工作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似自由实则荒野求生的新世界。
大家好,我是于澈。今天我会从公司、个人、国家三个维度来和大家聊聊全职之死。
稳定成了最大的奢侈品,灵活成了无处不在的墓志铭。
不需要看统计局的报表,只需要早高峰去北京西二旗或者深圳科兴科学园地铁站站一会,曾经被视为金科玉律的上班即签订合同、缴纳五险一金的全职工作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似自由实则荒野求生的新世界。
大家好,我是于澈。今天我会从公司、个人、国家三个维度来和大家聊聊全职之死。
在过去,企业和员工之间存在一种类似于家庭的虚拟契约,老板画饼,员工吃饼,大家默认这是一种长期关系。但现在企业发现了一个bug,就是全职员工太贵了,而且太难处理了。社保、公积金、带薪年假、产假,甚至裁员都要n+1,在财务报表上那就是红色的成本。
于是一场名为“降本增效”的大戏就开场了,外包就是第一幕。以前只有保洁和保安是外包的,现在走进一家互联网大厂,坐在旁边的程序员、负责招聘的HR,甚至写PPT的运营可能都是外包。
对于企业来说,这简直太爽了。业务好了买服务,业务差了就停服务,没有裁员的负面新闻,没有劳动仲裁的扯皮,只有干脆利落的服务中止。
如果一个AI软件能干三个插画师的活,那么这三个人就会立马“毕业”。企业正在退化成一个核心的大脑,剩下的手脚全部是可以随时拆卸的。
对于个人而言,这听起来是一个自由的黄金时代。媒体和鸡汤博主们发明了无数好听的词汇:数字游民、斜杠青年、超级个体、一个人的公司。
仿佛每个人都摆脱了打卡的束缚,成为了自己命运的CEO。
点击揭开真相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成为CEO,而成了算法的奴隶。系统不会听你解释雨太大,只计算倒计时。
这就是灵活用工的真相:你用了不上班的自由,也失去了拒绝工作的权利,因为你不跑就没钱。没有底薪,没有带薪病假,每一分钱都必须用当下的劳动去兑换。
大家都在做自媒体,都在卖课,为什么?因为没有公司愿意买断你的时间了,你只能把自己的时间切碎了,像摆地摊一样在互联网上叫卖。
以前你在公司摸鱼是薅羊毛,现在你休息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亏自己的钱。每个人变成了一个无限责任公司,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失去了保护伞后的裸奔。
站在国家角度,这一切既是无奈之举,也是一种默许的战略。零工经济和灵活用工实际上承担了“稳”的重任。这些平台经济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,吸纳了从传统行业体系中溢出来的人口。
国家面临的尴尬在于,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工厂、单位这个旧模式上的。五险一金的设计初衷是假定你有一个稳定的雇主。但是现在雇主隐形了。
虽然国家正在努力推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,但是制度惯性是巨大的,大量的灵活就业者依然游离在主流保障体系边缘。他们不敢生病,不敢老去,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单位可以依靠。
三个维度的合力最终指向了一个结局:全社会的不安全感螺旋式上升。企业为了生存砍掉了全职岗位,个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预期。人们会本能地捂紧钱袋,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喊破喉咙让大家消费,老百姓却不买账。
企业以为去全职化是甩掉了包袱,殊不知他们甩掉的正是自己产品的消费者。
这不仅仅是消费降级,就是生存防御战。以前我们脚下的水泥地虽然硬,但是踏实。现在我们脚下的是流沙。
上班这件事消失,不是说大家都不干活了,而是干活的方式从阵地战变成了游击战。我们不得不习惯于这种动荡,不得不接受可能这一辈子再也没有一张办公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
未来属于那些在流沙上也能跳舞的人,或者属于那些不仅能制造流沙,还能卖鞋给跳舞者的平台。而对于普通人来说,在这个没有安全感的时代,唯一的安全感或许只能来自于承认没有安全感这一事实,并学会在风雪中做一个不倒的个体户。